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
近几年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，社会上出现了“人文学科无用”的论调，引发各界持续讨论。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认为，在技术变革的时代，应当重申人文精神珍贵的诗意、温情与想象力。近些年，在《文学如何教育》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等著作中，他探讨中文传统、人文精神，主张人文学“压舱石”的作用；在《大学的读法》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等书中，他将思想的脉络延至大学之道及教育改革；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一书，他召集一众学者共同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现在与未来。近日，本报专访陈平原教授，请他分享“一位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”。
陈平原著作：《小说史学面面观》
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
记者：多年来，您一直关注中文传统、文学教育等议题，相关讨论还曾结集成《文学如何教育》一书。百年来，我国文学教育的重心是什么，有哪些利弊得失？
陈平原：所谓“文学教育”，既指向大学里的文学类课程，也包含中小学的语文课堂。二者教学宗旨及讲授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相对于此前刊行的兼及学问体系、学术潮流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的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，《文学如何教育》的特点是，虽仍以大学为主，但兼及中小学，更重要的是，将历史溯源、文化批评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。宗旨是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，结构上则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；至于十个专题的设置，蕴涵着我对“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”的整体想象以及自我限定。
陈平原著作：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（增订本）》
在《文学如何教育》的“自序”中，有一句话颇能代表我的基本理念：“作为一名文学教授，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，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‘学问’底下的‘温情’‘诗意’与‘想象力’，在我看来，既是历史研究，也是现实诉求。”这一学术理念，蕴藏着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与激情，以及90年代学问与政治的张力，跟今天已经充分专业化、学科化、工程化的主流学术，有不小的距离。
记者：你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，且出版过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，您常谈到的中文人的气质与情怀是什么？
陈平原：我眼中的“中文系”意涵相当复杂，既是一种教育机制，一种学科设置；也是一种组织文化，一种学术精神；还是一种象征资本，一种社会关系——或笼统地说，是一切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相关的人与事。谢谢你提及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，那不是学术著作，是随笔集，但写得很用心。其中追怀与描述的，多是直接接触过的师长，以北大中文系为主，扩展到整个中外学界。只是写谁不写谁，全都因缘凑合，事先没有规划。
陈平原著作：《文学如何教育》
至于中文毕业生的精神气质，我想起十多年前接受《钱江晚报》记者专访，其中有这么一段：“中文系出身的人，常被贬抑为‘万金油’——从政、经商、文学、艺术，似乎无所不能；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，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。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。中文系的基本训练，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，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，逸兴遄飞。有人问我，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？我说：聪明、博雅、视野开阔，能读书，有修养，善表达，这还不够吗？当然，念博士，走专家之路，那是另一回事。”
记者：当下，许多人文及社会学科都在尝试打破壁垒，进行跨学科对话，探索融合发展的路径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学术现象？
陈平原：三年前我写过《“新文科”视野中的“现代文学”》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：今天谈论“新文科”，很多人基于对现有学科体系的不满，希望重绘知识版图。这里包含学术中心转移、文化霸权争夺以及文艺复兴前景的预设，不纯然是知识层面的考量。具体到文史哲，研究者大都会强调以下两点：第一，眼下中国实行的这一套学科体系以及相关的概念术语，乃百余年来西方学术及教育制度传入的结果；第二，在西学东渐以前，我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分类方式。其实，还有第三句话没说出口，那就是，随着这一套西式学科体系的强势推行，人文学被边缘化了。但我没有那么乐观，主张谨慎行事，将个体性的学术探索与体制性的教学实践分开，后者移步变形，力争在与现有学科的对话中，不断拓展空间。至于前者，则不妨借“新文科”的东风，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，兼及外部观察与内在体验，凸显技术含量与生命情怀，实现经典化与战斗性的统一。
陈平原著作：《有声的中国：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》
大学之道的中国经验
记者：您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，曾在北京大学主持“大学研究”课程，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，您思考的重点是什么？
陈平原：2015年4月我在国外大学做专题演讲，之所以选择“大学”而不是“文学”作为讲题，是考虑到听众来自不同院系，更有感于国外民众及学界对中国大学的严重误解：“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，二者高低搭配，各有各的道理。身在其中者，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，因而怨声载道；但若拉开距离，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，还是很让人怀念的。”这不是政府安排的外宣，是我自己的独立判断，自认为讲得不错，听众反应也很好。
陈平原著作陈平原著作：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
又过去了十年，有不少新的话题与收获，去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《大学的读法——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实践》，那是我近三十年大学论述的“精选集”，内容上强调“大学之道”，注重中国经验，在与历史的对话中，展开“大学文化”以及“教育理念”的思考与实践，文体上则依旧保留此特点，兼及论文与随笔。各文兼及大局与细节、史实与理论、考证与阐释、严谨与趣味等，但在学术功力与问题意识之间，明显倾向于后者。
记者：对比传统，对于现代中国的“大学之道”，您有哪些新的体会？
陈平原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，我既出版带有怀旧色彩的《老北大的故事》，也撰写面向未来的《大学之道——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》，其中提及：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，“西化”最为彻底的，当推教育——尤其是高等教育。今日中国大学，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，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，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。因而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“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”，古今中外“大学”的巨大差异，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。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：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，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“大学之道”。
面向21世纪，毫无疑问，现代大学仍是主流。问题在于，传统的书院教育，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？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具体细节不说，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，即21世纪的中国大学，不应该只是“欧洲大学的凯旋”。
这只是一篇专业论文，角度相对单一，此后我还有许多论述，比如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》（2005）、《全球化时代的“大学之道”》（2009）、《中国大学“双循环”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》（2021）等。
近期，陈平原、夏晓虹向首都图书馆捐赠图书1.3万册。图片源自首都图书馆
记者：人文学特别注重厚积薄发，当下，青年学人怎样平衡自身学术志趣与项目化管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？
陈平原：对项目化管理与量化考评制度的辨析，我写过若干文章，最近一则是《人文学项目化管理的利与弊》（2022）：目前的制度设计，主要着眼点在建立各种关卡，防止营私舞弊，可不知不觉中，演变成为鼓励稳妥的选题、均衡的思考、平庸的表达。太个性化的探索，很难被接纳。所谓慧眼识英雄（尤其是在其没有盔甲与标旗的时候）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；更何况，一个人说了不算，还必须有好几个伯乐凑在一起。而真正的一流人才，很可能不屑于或没能力填好如此复杂的表格。不能埋怨评审者有眼无珠，而是你走得太前了，且仍在探索中，论证不够严密。审读每份申请表格的时间那么短，评审者当然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与思路来做判断。了解这一点，你就很容易明白，再好的制度设计，也都不能保证“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”。基于这一判断，我才会再三申诉，希望有关部门在严格管理，杜绝各种弊端，保证撒下的每颗种子都开花结果的同时，预留一定的自由探索空间，选择/允许一小部分人不计前程，全凭个人直觉与兴趣，放手一搏，说不定哪天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创获。
记者：您曾说，大学必须适应技术迭代神速、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、学科体系、教学方式，以及培养目标等。还做出了预判，“我们正面临‘大学’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蝶变的前夜”。您所说的“蝶变”是什么？
陈平原：这是我前年11月在“庆祝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”上发表的主题演讲《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》中的说法，思考的前提是“随着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，对于古老的以传授知识、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——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，构成了巨大挑战”。可与之相对读的是，那年年初我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的《中文系的使命、困境与出路》，后者基于一个具体而微的观察角度，谈论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来说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如何交错施压、叠加影响——尤其“从换笔运动、数码时代到ChatGPT”那一节，更是带有预见性。这也是我去年之所以不自量力，主编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的重要原因。
AI时代的学养、心情与趣味
记者：2025年元旦，您曾在本报刊发《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》一文。这里，能否请您再展开分析，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有哪些？
陈平原：那则短文刊出时，编辑觉得意犹未尽，征得我同意，补充了我在《中文系的使命、困境与出路》中的一段话：“然而，若不是从社会评价的角度，而是着眼于个人修养以及气质形成，比如阅读经典的能力，洞察世界的幽微，理解人生的苦难，培养人性的高贵，人文学科还是有一些品质是ChatGPT所不具备的”——这个“光明的尾巴”，原先就有的，也是我撰写那篇文章的初衷。
紧接着，我在2025年2月12日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《AI时代，文学如何教育》，此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，北大出版社于是邀我主编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。这本去年8月面世的小书，分成以下四辑：“AI与人类命运”“AI与诗文写作”“AI与人文教育”“AI与课堂教学”。我在出版感言中称：“没人指望一本小书能解决如此重大的时代课题，但如鲁迅所言‘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’，这一点，我以为我们做到了。”友人看完此书，半开玩笑，说你们“敢于直面的”，不是“惨淡的人生”，而是“惨淡的人类”。
记者：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，确实对于文科形成了巨大挑战，甚至催生了“文科无用”论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？
陈平原：AI的挑战，不限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阶层，也不限专业，全人类都必须认真面对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人文学的处境还相对好些，且不无退路。这方面的思考，我好多篇文章提及。另外，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预测：AI时代，以往需要长期培训才能进入的“高宅深院”（专业、技术），其重要性越来越被idea取代。本就情感细腻、想象力丰富、喜欢异想天开的人文学者，通过驾驭AI或与其他专业学者合作，说不定也能抓住机会，打一场精彩的“防守反击”。
记者：面对诸多挑战，人文学科可以做哪些准备？您认为，人文社会学科有哪些品质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？
陈平原：这话题实在太大了，一时半会说不清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会。就算是一得之见，请看我去年的两段话：“若问今后的文学教育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，我以为首先是感动自己、愉悦自己、充实自己。所谓思接千古，驰想天外，与古今中外无数先贤感同身受，这里需要技术，更需要学养、心情与趣味。”“在一个到处充斥着AI神话、越来越玄幻、越来越魔幻的世界中，保留某种对于乡土、方言、食物等具身性的接触、了解与迷恋，我认为，这是当代人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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